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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困境、转型与前景

时间:2022-6-30 9:30:47 点击:

  核心提示: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整体上实现了香港繁荣稳定,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创新,是和平发展核心价值的政策体现与制度转化。...

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整体上实现了香港繁荣稳定,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创新,是和平发展核心价值的政策体现与制度转化。

香港在“五十年不变”的周期内,面对内外挑战和压力,始终能够站稳“一国两制”的基本立场,与国家同心同德,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与发展利益。

“一国两制”是新事物,在具体实践中必然会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挑战压力。内部挑战,来自香港反对派、特别是本土激进派的底线挑战与颠覆性抗命,酿成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的社会运动惨剧;外部挑战,来自美西方对华新冷战的结构转向,以及将香港作为颠覆基地的极限利用。

香港青年是这些内外挑战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其展现出来的价值追求具有激进性,行动方式具有破坏性,影响后果具有颠覆性。“修例风波”成为香港青年的一场颠覆性的“颜色革命”运动,暴露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国家安全范畴的制度缺陷以及国民教育的短板效应,也证明“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还未真正巩固。

即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仍有“七一刺警案”、香港大学学生会“感激”暴徒的荒唐决议等。这又折射出“一国两制”实践中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的薄弱性,凸显出未来治理中,青年国民教育与人心回归工作的根本重要性。

 田飞龙: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困境、转型与前景

6月23日,随着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临近,香港上环及中环随处可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横幅、海报等。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宪制转换与历史观裂变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具体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的理解、承认与归属。这里面显然存在一个宪制秩序的转换。

1997年回归前,香港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英国殖民地,但实际承受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在香港引入了殖民主义的文化政策和教育体系,割裂了香港社会与香港居民对中国的完整历史认知与政治认同。

1997年香港回归,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殖民主义在宪制意义上被否定和终结。但由于香港回归缺乏一个严谨、完整和系统推进的“去殖民化“过程,香港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体系大体延续了回归前的体制和价值观,香港青年并未因为回归而转换教育体系、并系统接受国民教育。

1997年回归的“去殖民化”非常初步和表面化,主要涉及“法律适应化”范畴的名称改换与国防、外交等范畴的中央机构显名,但没有深入触及香港社会的文化与教育范畴。

青年教育的阵地,爱国爱港力量有一定的占领和作用,但在反对派劫持和外部势力干预下,爱国爱港力量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在香港国安法下已经解散的“教协”典型代表了香港教育文化的生态与反对派的实力,而以黎智英为代表的“壹传媒”系统则严重侵蚀和把持了香港舆论生态和文化空间。回归25年来,“黄丝教师”和“毒记者”逐步呈现泛滥之势,对香港青年的价值观与政治认同造成严重扭曲和误导。

香港本是法治社会,但部分教师和记者煽动学生“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终于酿成超大规模的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香港本来是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但部分教师和记者教唆学生“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甚至公然宣称“暴力是选项”、“抗命的人生更精彩”,造成香港青年运动走入“勇武黑暴”的本土恐怖主义泥潭。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在回归以来是存在波动的,在2008年之前曾出现过小幅上升的趋势,但从2008年开始则出现持续下降的逆转。这里面有香港本土主义逐步发展、变异和激进化的因素,也有外部干预势力日益渗透和控制的因素。

 田飞龙: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困境、转型与前景

2021年,香港教协宣布解散。图自香港文汇报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面临着三种历史观因素的长期斗争与博弈:其一,殖民史观,这是由英国150余年殖民统治造成的文化与政治后果,在“一国两制”过于宽松的治理秩序下有太多的保留和转化,且在香港文化生态与文化领导权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得到香港教育体系的支持和放大;

其二,爱国爱港史观,这是中国主体的反帝反封建历史观下产生的一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赞成拥护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并与香港反对派展开政治斗争的具体历史观,在香港长期的反殖民化以及参与内地革命过程中有培育和成长,但遭受港英政府严厉压制和香港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

其三,本土史观,这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本地精英基于本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面对英国殖民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本地化历史观和认同范式,但其具有对殖民史观显著的偏向性和勾连性。历史观的分裂深刻影响到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

上述三种历史观要素中,存在殖民史观和本土史观相互勾连并夹击爱国爱港史观的长期趋势,香港青年由“殖民臣民”被误导转向一种“世界公民”的定位,缺乏获得国民教育的机会,缺乏成长为“国家公民”的本地文化与教育基础。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

作者:田飞龙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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